明升体育

　　如何把握明升体育内涵

　　“新常态”这一提法是中央在对宏观经济“三期叠加”（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及“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的判断基础上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基本态势的判断。近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媒体对“新常态”有诸多的分析和解读。基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的判断以及明升体育总书记的论述，笔者认为可以从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动力转变、调控转型四个方面来认识“新常态”。

　　第一，“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不可扭转地下降，即由过去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换。在我国经历了过去30多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仅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使潜在增长率降低将成为必然趋势和常态，而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加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等几个因素的叠加都使得经济不可能再维持此前的高速增长了。也就是说，减速或换档是经济发展内在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与前期增长减速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不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源于经济基本条件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因素，而这种减速也不能继续简单地沿用过往凯恩斯主义的总量需求政策了。

　　第二，“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产业结构来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人口结构变化、要素成本上升、土地等要素供给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会倒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继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达到GDP的46%后，今年上半年进一步升至46.6%。（今年上半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占GDP47.5%，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但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一般达到70%以上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从需求结构来看，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不断上升并逐步成为需求主体。继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后，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占比也将不断提高，而这也将为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高奠定基础。

　　第三，“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指出的，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关键要靠创新驱动，突出的是要使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相互融合、相互激发，并强调“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动力”。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在要素禀赋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和经济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驱动的，而随着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发生质的变化，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依靠创新驱动成为我国经济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今年以来产业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以及单位GDP能耗下降，显示了“结构调整出效益”，也预示着技术创新背景下的结构调整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除了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外，当前还有一个更大的、更为基础性的催生发展动力的“结构调整”，那就是进一步激发来自民间资本和企业家的创新动能，从而整体上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而这需要在体制上进一步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可喜的是，新一届政府一直强调改革红利，也就是说通过促进改革继续支持经济增长。从这两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可见一斑，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推出权力清单制度、借助市场和民企来改造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放行政垄断行业、纠正倾斜性的产业政策、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等，都是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营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的重要举措，这些无疑都会推动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复苏。可以想见，依靠体制的内在激励和保障来促进经济内生增长而不是向外生的宏观刺激政策要增长也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第四，“新常态”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转型。在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去向和着力点将会更加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一基本的逻辑。除了原有的总量平衡外，结构调整、预调微调、防范风险和稳定预期将成为宏观调控的“新常态”。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十八大以后中国新领导层在对现阶段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特征提出全新的分析判断基础上，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目标、取向和政策工具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创新。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界定了“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提法有了重要的区别，此外《决定》提出“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但是没有把产业、价格（规制）政策放在宏观调控体系之内，这表明在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进程中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职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其次，在宏观调控的目标方面，自2013年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微观要活，宏观要稳，社会政策要托底方针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对宏观政策要稳、要有定力，提出“上下限”论，上限是CPI，下限是失业率和GDP增长速度，要保持经济运行长期处于合理区间，并明确给出信息：只要宏观经济运行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政府决不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这体现了底线思维的宏观调控方针，进一步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思路。最后，在宏观调控的取向方面，今年初以来中央对经济形势“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表明中央吸取了上届政府“四万亿”一揽子强刺激政策的深刻教训，认识到长期的稳定增长来源于供给面的改善而非对需求的人为刺激，在政策取向上则表现为不采取短期强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政策思路从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向更加重视结构调整转变。与此相适应，在政策工具方面，吸取了过去调控政策全国“一刀切”的教训，从“全面调控”向“定向调控”转变，瞄准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工夫，根据不同经济部门和区域实际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精准调控方式。如在财政“结构性减税”事项上，特别注重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减税支持；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等“弱势”领域“的定向降准”的货币政策，都体现了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有机结合。

　　广东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经济新常态是一种新的经济环境，对于广东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也是新的挑战，如：在持续高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预示着长期以来唯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这势必要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偏好与思维定势，使地方政府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地方政府的思维和行政方式都必须作出重大调整。但是，新常态对广东经济发展也预示着新的机遇与空间，如振兴粤东西北带来的地区间梯度推移、服务业成为长期增长新引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实体经济技改换代、与科技、信息等因素结合的农业现代化、环保产业应运而起的增长和支撑作用等等。所有这些发展机遇和空间的激活或利用，都需要明升体育总书记所说的“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先行一步，用改革破解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通过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从而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打造新常态下的体制新优势，以新的发展动力来推动广东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一是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为广东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的高速成长，究其根源在于制度创新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在新常态下，广东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并推广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行政审批制度等领域改革的成果，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弥补市场失灵，矫正市场畸形，净化市场秩序，完善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着力放宽市场准入，改善创业环境，最大限度地增强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进一步释放民间资本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促进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

　　二是推进创新取向的改革，为广东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人口红利，推动从低成本扩张模式向高附加值发展模式转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内地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支撑广东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十一五”以来，劳动力短缺已成为广东经济发展必须直面的一个现实问题，广东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出现。在人口规模和结构发展趋势既定的情况下，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广东通过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来促进新的“人口红利”开发。在教育体制方面，适应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根本性变化的要求，扩大对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资，完善中职和高职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应用性人才培养，创新劳动力培训模式，推进劳动力培训从规模化向精细化转变，通过市场化机制，实行产教、校企、工学和产学之间的有机结合；要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建设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应的高等教育体系，改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与经济发展相对脱节以及科研经费严重浪费等问题，切实发挥高等院校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科技体制方面，要加大财政资金对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支持力度，进一步创新科研资助方式；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化经营的科研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科研机构因改制而陷入的分散化倾向，增强内部团队联合攻关能力，健全外部协作机制。

　　三是坚持普惠取向的改革，让广东民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继续深化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综合改革试点，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建立健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城乡共享机制，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逐步缓解甚至取消附在户籍身份上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将经济建设的投资转向社会领域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逐步消除二元结构转变中的城乡体制壁垒，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市民化；加快出台户籍改革措施，区分城市规模和综合承载力，推动差别化户籍制度改革；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城乡居民的双向流动渠道，形成搬得出、稳得住、能流动和可致富的平等发展机会；推进异地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城乡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制度衔接，通过土地流转、户籍管理、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和集体资产产权等制度改革，逐步实现户籍与城镇福利体系脱钩，加快实现城乡二元社会向城乡一体社会转型。

　　四是继续推动以开放促改革，进一步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收益。广东经济特区从创办之日起，以开放促改革，一直是广东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在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深刻调整的后危机时代，广东需要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出口导向”模式，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严重依赖，推动需求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外向型模式向内外向并重模式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东要走向封闭，相反，在推进转型升级进程中，广东在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应该有新的突破，提升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从而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并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收益，形成改革和开放的良性互动。首先是深化粤港澳合作，深入落实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利用粤港澳自贸区建设的巨大政策空间，大力推进粤港澳现代服务业合作，形成有分有合、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其次是高度关注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趋势，充分把握和利用国际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会，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提升技术水平和外溢效果，率先建立与经济国际化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提高广东企业“走出去”的水平。此外，继续学习国际先进的发展思想、治理理念和管理经验，推进广东的制度创新和政府治理机制创新。